被诉方“怯战”？

　　程海告诉张勇，《户口登记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，由户主、亲属、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。”

　　程海告诉张勇，按照此项规定，其已在北京买房2年的事实，足以让他的孩子合法获得北京市户口。

　　于是，下面的程序变得淡如流水：在硕硕出生后一个月之内，张勇做了两件事情：先是拿着《婴儿出生常住户口登记申报书》，去其常住地所属的东小口派出所申请为孩子登记户口，遭到预料中的拒绝后，又将该申报书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寄给该派出所，同样被对方以其不符合北京市有关落户的条件而遭到拒绝。

　　在走完户口登记申请的程序并收集到相关的证据后，得到张勇全权委托的程海于今年1月11日将东小口派出所告上了昌平区法院。

　　让程海颇感欣慰的是，这次的起诉比他于去年4月份在该法院提起的诉讼的状况“前进了一大步”：不仅得到受理，还在预定的2月18日的开庭日期前收到了传票。“这表明法律已经开始起作用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一种乐观的情绪开始蔓延，他甚至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说：“这场官司会赢”——虽然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的专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论断。

　　这样的希望在2月15日的法院之行后化为泡影。当天，程海和张勇的妻子一道，按照昌平法院在年前发出的传票的时间如约来到该院，却拿回了一张驳回起诉申请的裁定书。

　　驳回起诉的理由似曾相识：“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。”

　　起诉连吃“闭门羹”的滋味可想而知，但程海认为，剥开那些表面上的理由，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相关部门“不敢”在法律的规则下在法庭上应战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法院以不属于自己受理范围而驳回起诉其实容易理解，户口这么一个全国人关注的问题，对法院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——有时还要受同级公安部门长官“间接领导”的准下级单位，怎么可能对连自己的准上级都无法下结论的问题贸然做出决定呢？

　　这种态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，可能是被起诉方对诉讼的结果不甚自信。在程海看来，《户口登记条例》第七条的规定再明白不过，一旦在法庭上得以采用，派出所为新生儿办理户口登记的义务就在劫难逃——同样是该条例，在第三条明确规定“乡、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”——程海依据此条认为，前几次诉讼时法院在驳回裁定中所说的理由“被告没有职责为原告办理户口登记”根本不成立。

　　“他们没有职责，谁有？”程海说。

　　关键还是以哪个法律为据。如果按照相关文件，程海和张勇的儿子的确都不符合在北京落户的条件，于是公安派出所也就“没有职责”了，但为什么要依一些下位的法律文件来划定他们的职责，却放着现成的上位的法律不依，特别是在下位法屡屡“犯上”的情况之下？

　　现实是，管制显然是一种更便于实施的行政模式。另外，还可能节约行政成本，在有些户籍改革已经启动或行将启动的地区，就已经听到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抱怨，比如医保的基数太大、治安压力骤然增加等等。

　　事实上，有些人包括一些网友并不完全认同程海对《户口登记条例》相关条款的理解，也就是说，即便是走上法庭，相关政府部门也大有为自己辩护的余地，但他们不去争取这些对自己可能有利的局面而选择闭门不出，让人觉得气短的同时，可能还隐藏着其他的考虑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相关政府部门即便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取得了诉讼的胜利，也很难享受到一种胜利者的感觉。因为在户口的弊端大有可陈的今天，改革似乎成了民众唯一能接受的话语。

　　政府部门内部似乎也存在分歧。据《中国日报》1月23日的报道，一份来自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取消户口制度的提案已经产生，提案表示，应当在今后的3到5年内，取消户口制度。但主管户籍的公安部到目前为止的口径是，户籍制度不会取消，但户口迁移将继续放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