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9月25日，《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指出：“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，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。” 自此，各级政府在计生工作中厉行“一胎化”。

　　“那时候的主导思想就是一胎化，我们的弦绷得很紧。”时任翼城县某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回忆道：“干部家属要带头做绝育手术，也有觉悟不高不愿意做的，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县长就亲自去看望，那时候是理解的要争取，不理解的也要争取。”为此，冯才山他们没有少得罪人，“我们都把这当作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去完成。”

　　“催粮催款，刮宫引产，别的什么都不管。”冯才山苦笑着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回忆当年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。

　　为了计划生育这个“天大的难事”，各级政府不惜动用各种力量，“只要超生就罚款，强制命令，罚多罚少都没准儿，家里有什么就抬什么，如果和工作人员发生冲突，公安局就抓人。”时任翼城县计生办主任的安斗生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当年的工作“盛况”：“县里、区里干部都下去，大家非常重视。”

　　这期间，1980年10月，常茂忠的大女儿出生，取名“常伟”，常茂忠想着，要再生一个儿子，多一个男劳动力帮忙干重活。因为穷，常茂忠夫妇借住在别人的一间半土房子里，他和妻子铆足了劲儿养家糊口并梦想着盖房子生儿子。那时，他们还无法想象，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将怎么熬过贫穷，怎么养老——儿女双全是人们普遍的生育愿望。

　　显然，常茂忠他们不可能接受“一胎化”生育政策，“基本都生二胎，还有一部分是多胎，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，翼城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了。”安斗生说。

　　资料显示，1981～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.63和2.86，第一、二孩出生间隔缩短为2.2年，出生率回升为20.91‰和22.61‰， 其中农村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.93和3.20.

　　所谓总和生育率，是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，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生育水平高低。一般认为，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.1个孩子时，该国的人口总量相对稳定，人口学上称之为达到“世代更替水平”。

　　上述数据显示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在各级计生系统严密控制下，中国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。这也意味着，那时大多数的农民家庭都因为生育了二胎而受罚，没能真正尝到农村经济复苏的甜头。

　　中央也曾试图化解“一胎化”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。1981年9月，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认为，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，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，要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，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：第一，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，允许生两胎，杜绝三胎；第二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，有实际困难的，可以批准生两胎。

　　梁中堂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党委、政府的反对和坚持，中央放弃了“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，允许生两胎，杜绝三胎”的方案。1982年中央11号文件规定，“国家干部和职工、城镇居民，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。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，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，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。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。对于少数民族，也要提倡计划生育，在要求上，可适当放宽。”

　　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，拒绝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，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。